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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限薪形成决策共识 薪酬差异大高管犯难
2022-11-18

金融业是高度市场化、充分竞争的领域,目前中国金融高管薪酬改革方向与行业发展基本规律还存在较大差距,改革方案有待细化并保持灵活性

央企限薪

作为全球最大银行的掌门人,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他60岁这一年,获得了高达199.56万元的税前总薪酬。不过,无论接下来工商银行的业绩如何突出,姜建清和其他由中央组织部门任命的国有金融机构核心高管,可能再难有机会刷新这一数字。

近期,争议多年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逐步以限薪为主基调形成较高的决策共识,通过相关高层决策机制,薪酬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全面展开。

《财经》记者获悉,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改革的相关细则,已结束第二轮征求意见,此前诸多争议有所平息,核心高管限薪基本定调,这预示着包括各国有金融机构在内的央企高管薪酬大调整渐行渐近。

此次薪酬改革相关细则的依据,是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细则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共同参与起草和修改。总体上,这次薪酬改革规格颇高,其波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均是前所未有。

在第一轮征求意见期间,部分金融、央企高管对限薪反响强烈,而第二轮征求意见各方态度趋于缓和。一位参与上述细则拟定讨论的权威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第二轮征求意见稿基本保留了初稿的要点,即核心是拉平金融、非金融行业薪酬水平,由组织任命的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总额设置上限为60万元人民币左右。当前,最大争议点是绩效考核制度如何制定和实施,央企高管的薪酬改革和企业绩效如何有效挂钩。

从广义的概念理解,中央企业包括金融类央企和非金融央企两大类,薪酬水平拉平后,这意味着由组织任命的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和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的薪酬上限,将同为60万元。从直观的层面看,这将有助于改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金融央企高管,他们公开的表态和私下的考虑并不完全一致。在明确表示服从并支持中央有关改革的同时,他们亦有不少无奈,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内部进行解释和平衡,从而让大多数管理层人员接受薪酬改革,同时他们面临着企业主力的跳槽压力。

“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按有关流程推算,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细则有望在半年内制定完毕,并在明年春节前后正式发布实施。

虽然整体改革的实施方案尚未最终落地,但是金融行业相关改革已率先启动,诸多局部探索具有象征意义。今年初,财政部微调了中管金融干部薪酬构成比例。近期,财政部又下发了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高管和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暂停近五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高管和员工持股计划重启。

财政部相关人士透露,其核心是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高管和员工可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增发新股等方式持有所在机构股票,中管金融干部薪酬中延期兑付的薪酬里,一定比例转化为股权发放,并设置限售期,转化为股权的那部分资金收入将一同纳入到个人薪酬总额。这意味着,在限薪之后,金融高管也拿不到全部薪酬,一部分将转化为所在机构的股权。

根据这项新政,首批试点机构已率先启动持股试点,交通银行管理层已先后两次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超过1500万股。前述财政部人士直言,过去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高管短期行为太厉害、太明显”,引入股权激励制度,将有助于缓解这种局面。

二次征求意见增加共识

相对于十几年前国有企业资产和业务重组的惊天动地,此轮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更像是“茶杯里的风波”。但因为涉及最为敏感的个人利益和人才激励机制,改革争议一直很大。

迄今形成的央企高管百万级的年度薪酬,也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伴生物。在很长时间里,央企高管薪酬水平与同级别政府部门官员差别并不明显。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非金融央企改革,以及十年前开始的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开启了央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差异化时代。在各央企普遍完成扭亏任务,全面走向盈利之际,央企高管的薪酬结构和水平亦有了全面提升,最近几年,各国有银行董事长薪酬均数倍或十数倍于同级别政府官员。

比如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2013年薪酬为49.5万元,在金融类央企负责人中属于较低的薪酬水平,但仍然是他担任银监会副主席时薪酬水平的数倍。反过来的例子则是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作为正部级官员的年度薪酬不过十几万元,而2012年他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时,其年度薪酬总额是110万元。

基于此前的各方调研和意见参考,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并未继续停留于中央相关主管部委层面,而是上升至最高决策层,成为明确的顶层设计。今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各方对改革寄予很高期待,希望这是一次真刀实枪的改革。

相关统计显示,与相似级别的国家公务员,副部级的管理人员薪酬10多万元,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平均薪酬是100多万元,沪深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平均薪酬水平为76.3万元。中央、国务院对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结构不合理、监管制度不健全等弊病早有关注。在上届政府执政后期,高层就曾试图推进这项改革,并开展了相关研究和讨论。

2012年下半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召集工农中建四大行以及民生银行董事长召开闭门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构建金融高管合理薪酬体系。当时作为民营背景出身的董文标,其薪酬相当于四大行董事长薪酬总和,这一事实也成为该次座谈会讨论、调侃的内容之一,一位曾参与这次座谈的银行董事长近日回忆称。

更让外界质疑的是,长此以往,由政府委派带有行政级别的管理者“脚踩两只船”,即一边拿着企业高薪,一边享受着行政级别和待遇,并可随时回到政府序列任职。现任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吉林代省长蒋超良便是典型的例子。此外,部分严重亏损的央企,高管薪酬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企业损益与他们自身利益未完全直接挂钩。

不仅金融行业差距巨大,非金融领域亦如是。薪酬制度的不合理和各种乱象饱受诟病,这次改革的核心目的,正是希望根除这些顽疾。但目前透露的央企高管普遍性限薪改革思路,会否引发新的管理问题,仍然有不少争议。

对此,权威人士分析认为,上述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改革方案仅仅是框架性、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多个相关部委正在紧锣密鼓地拟定相关细则。有关细则在8月进行了第一轮征求意见,近日又完成第二轮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显示,其核心要点主要有几方面:限薪的对象主要是由中组部任命的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金融和非金融企业薪酬水平拉平,缩小行业差距;薪酬设定上限年薪人民币60万元左右。

邱小平对媒体表示,这次薪酬改革的适用范围确定为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包括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按照市场机制确定薪酬。其他中央企业负责人、中央各部门所属企业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也将参照《方案》精神积极稳妥推进。

首批改革试点具体涵盖了72家央企,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的、由中组部直接任命高管的53家特大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以及包括五大行、中投公司在内的其他金融央企、铁路等19家央企,共涉及200多位央企负责人。

最终逐步占据主导意见的改革方案,多少出乎外界和业界意料:央企高管薪酬上有封顶,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股权激励收入三项合计不超过60万元。邱小平称,基本年薪根据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绩效年薪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责人基本年薪的两倍内确定,股权激励收入不超过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30%之内确定。

前述参与这次细则起草的部委人士表示,60万元左右年薪,正是以目前中管金融干部年薪不超过200万元打3折计算所得,最终定稿中年薪上限数值是否会调整,还存在变数。相关细则第一轮征求意见时,部分由组织部任命的央企负责人对大幅调整感到颇为意外。

以几大国有银行为例,董事长年度总薪酬113万到200万元之间,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最高,199.56万元,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179.22万元,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135.82万元,农业银行前任董事长蒋超良113.36万元,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最低,112.9万元。但同样是商业银行高管,民生银行前任董事长董文标2013年的薪酬是530.63万元,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更高达833.26万元,均是国有银行董事长们的数倍。若按新的薪酬改革方案,股份制银行董事长们的薪酬将十倍或十几倍于国有银行董事长,差距明显拉大。